"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

古代汉语这一门课程,过去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有种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有的是当做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做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韻、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養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韻、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至于汉语史,则应该另立一科;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相同的。

北京大学在1959年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養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北京大学1959年度的古代汉语讲义只印了上中两册,1960年经过了又一次改革,另印了上中下三册,都没有公开发行。讲义编写主要由王力负责,参加工作的有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此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专业1957级同学也参加了1960年度的古代汉语中下两册的文選部分的编写工作,研究生陈振寰、进修教师徐朝华也参加了上册的部分编写工作。

1961年5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選计划会议开过后,成立了古代汉语编写小组,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並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

编写小组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一部分人力,分工合作,进行编写。

本书除由主编王力负责全盘工作外,编写小组内部再分为文選组和常用词通论组。文選组由萧璋负责,常用词通论组由马汉麟负责。具体分工如下:

文選部分执笔人:

萧璋(北京师範大学)刘益之(中国人民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範大学)赵克勤(北京大学)

常用词部分执笔人:

王力(北京大学)吉常宏(北京大学)

通论部分(包括绪论及附録)执笔人:

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

祝敏徹(兰州大学)

编写小组的任务是艰钜的。北京大学的讲义只是初稿,距离公开出版的要求尚远。这次几个学校的同志在一起合作,除了肯定文選、常用词、通论三部分结合的总原则以外,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原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文選部分更换了一些篇目,重写了解题和说明,特别是在注释方面作了很大的变动。常用词部分变更了一些体例和解释,並且随着文選的更换而改变了词修的次序。通论的章节和内容也都作了很大的变动。

每一篇稿子都经过组内讨论,组外传观並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人决定。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还经过全体讨论。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这种讨论方式;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集思广益,更好地贯徹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发挥集体主义精神,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书的质量。

1962年1月,上册讨论稿出版。在这个时候,召集了座谈会,出席者有丁声树、朱文叔、吕叔湘、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诸先生,姜亮夫先生也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讨论上册的内容,但最后也对中下册的内容交换了意见。

上册讨论稿分寄各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后,陆续收到了回信。有些是集体的意见,有些是专家个人的意见。从1962年1月下旬起,我们开始进行上册的修订工作,同时考虑到,上中下三册应该压缩为上下两册,以便更适合于教学计划的要求。体例上也作了改动,把文選各篇的说明移作注解,或迳行删去。我们的修订工作除充分地吸收专家们和各校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外,还趁此机会再深入发现问题,改写了不少的地方,上册增加了一个单元,其他单元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写。因此,直到同年7月底,才算把上册修订完毕。

本书全稿曾请叶圣陶先生审阅。

总起来说,这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已经四易其稿。我们知道其中的缺点还是很多的;如果有若干成续的话,那是和党的领导分不開的,也是和全国专家们以及担任古代汉语的教师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分不開的。我们编写小组虽然祇有九个人,但是这一本书的编成,则有千百人的劳动在内。我们谨在这里向曾提宝贵意见的专家们和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忱。

最后,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同志们随时不吝赐教,让我们能够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来修订这本书,使它逐渐趋于完善。

王力

1962年7月

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1,内容丰富,质量上乘

与通行五十年的绿皮点校本《史记》相比,扩大校勘范围,统一体例;增加三千四百余条校勘记;改正标点千余处;

采用繁体竖排全式标点,版式清晰大方;

增加十幅珍贵版本书影;

附录《三皇本纪》、《主要参考文献》等;

每一版每一印次都及时吸收合理建议,持续完善图书品质。

2,细节设计合理,提升阅读体验

正文中的校码均加上灰色底纹,方便查找;

目录增加分册信息,便于检索;

每一册均加上版次记录,解决多印次配书不易的难题。

3,装帧典雅,印制精良

平装本采用与精装本同样的大32开本,阅读舒适;

同样的封面设计,大气庄重;

正文用纸为70克高品质白胶,不易污损,保证每印次无色差;

装订采用锁线胶订,不易散线脱页。

4,平价销售,回馈读者

平装本同样分为十册,4000余面。由于修订本增加了三千余条校勘记,相应地比通行本多出了近一册的内容,定价为380元,比精装本590元的定价,大大减轻读者购买压力。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的合称。“四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原自有书,而《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首次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并为其作集注。因为它们出自儒家早期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元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成为科举取士的指定书目,在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时期。儒家本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到西汉时失传。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五经博士,“五经”之名首次出现。唐太宗时期,孔颖达等人奉诏撰修《五经正义》,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即为《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

“四书五经”合称,在南宋末年就已出现。南宋著名教育家、理学家陈普在注释《大学》时说道:“四书五经,凡言道者,大略皆如此。”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延用其说法:“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

此次出版的“四书五经”大字本,是在“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校而成。“全本全注全译”的形式,可方便读者无障碍地阅读经典、理解经典、品味经典。装帧美观大方,采用大字排列,疏朗有致,对部头较大的图书,采用分册处理,读者朋友可以轻松展卷捧读。

发现燕然山铭

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2018年力作。

世称辛神,近年著述颇丰。围绕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发现的东汉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石刻,辛德勇教授从学术研究出发,对这一石刻铭文的撰写及镌刻背景、拓本真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扣热点,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认识”。

★深入浅出,高深的学术问题浅近地表达。

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里低而又低,低到了尘埃里。围绕《燕然山铭》,扩散开来,一个个具体问题逐步解析,一个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燕然山战事起于何因?《燕然山铭》是事先有准备的,还是临时起意?《燕然山铭》和《封燕然山铭》是一回事儿吗?

★以小见大,小处着笔精彩讲述大道理。

这一点,辛德勇教授日前在复旦讲学时候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时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之的一个基本做法。”“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在这里,编辑隆重推荐给有志的青年学者,你可以对《燕然山铭》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借鉴辛德勇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有裨益。

★知识丰富,广泛搜罗史籍,旁征博引。

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文献,无不告诉我们辛德勇教授涉猎的典籍之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研究之严谨,凡有所引必有出处。

★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考证丝丝入扣。

这一点尤其值得推崇,书中对于《燕然山铭》铭文的核校,一字字一行行地校勘,通过合理假设、精细比对、逐步核校,逐渐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燕然山铭》的原貌。

★幽默诙谐,语言非常生动、直观、形象。

历史本身是枯燥的,幽默诙谐的语言会带领读者进入那个历史场景,一切变得生动起来,甚至成为连续的影像浮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办砸了的交易”一节中:“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

内容简介

东汉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匈奴的主力。这一战役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

二〇一七年七八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通天

☆名家力作,四十年磨一剑。著名学者江晓原教授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更是当今国际学界中国天学研究的领军,成果斐然,广获好评。本书集作者40余年研究之功,帮助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天学史。

☆全方位现传统天学的内容。本书所论问题包括天学的哲学基础、运作模式,以及天学与政治、星象、历法的关系和中外交流等,全方位展现传统天学的的内容、意义与社会影响。论及具体的内容,常常具有中西比较的贯通视野。

☆侦探小说一般好读。本书并非沿时间轴的单向论述,而是对有关天学的一系列问题,从各种角度展开考察与阐释。对问题的追索和解读,读来有路转峰回、回肠荡气之感,像侦探小说一般好读。

☆精心配图,提升阅读体验。本书有20余张精心挑选的配图,包括各类实物图、珍贵古籍中的图片、不断发现的新材料等,如《敦煌星图》、《算命天宫图》、近人拍摄的北京观象台图,增加阅读的趣味感。

天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神秘且神圣的内容,对世俗权力转移与社会生活影响极深。著名学者江晓原教授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更是当今国际学界中国天学研究的领军者。

本书集作者40余年研究之功,从天学的哲学基础、运作模式,以及天学与政治、星象、历法的关系和中外交流等方向,全方位展示传统天学的内容、意义与社会影响,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天学史的学术大众化之作。

南唐史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淮的一个小王朝,尽管存续仅有39年,但是在其统治之下,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对当时中国的分合大势,而且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共分三编,上编主要论述南唐的崛起,从吴唐禅代及烈祖李昪的政治改革、经济举 措、文化政策、军事外交策略等方面,深入分析南唐政权建立并迅速发展强盛,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对峙局面中举足轻重的历程。中编主要探讨南唐的衰落,从嗣位之争及元宗李璟时期的政治局势混乱、军事外交失利、经济状况恶化等角度,全面考察南唐政权由盛转衰成为中原政权附庸的过程。下编主要考察南唐的灭亡,从后主李煜品性才艺、应付危局的措施及金陵之战等方面,考论南唐衰败颓势无法挽救,终被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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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南唐的崛起”,李昪如何从被掳孤儿长成开国之君,成就大事。

★中编“南唐的衰落”,李璟如何人菜瘾大,断送大好局势。

★下编“南唐的灭亡”,李煜如何勉力承担家国重任,却终以与大小周后的风流韵事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名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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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抗衡,虽然以南唐的失败而告终;但经济与文化上的竞争,却以南唐的胜利而结束。——任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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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南唐历史专著开山之作,全景呈现南唐的历史面貌。

2.五代纷争,十国扰攘,分合之际,巨变之时,看南唐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如何扮演关键的角色。

3.初版近三十年后,重新修订再版,增加附录,校正文字讹误百余处。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著的详细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的著作,对于其文体性质,一直存有争议。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吴越春秋》放到两汉到魏晋的哲学思想脉络中考察,在深研文本、深入叙述肌理、广泛吸收国际学界前沿理论的基础上,把“说谎”作为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所有话题的探讨都以“说谎”为中心而展开。

本书所指的“说谎”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内涵。作者不仅详细阐述了“谎言”的内涵,还对“谎言”的类型、性质和表现有着细致入微的分析,从而透过“说谎”这面镜子,勾践、伍子胥等春秋重要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很可能是第一本如此详细讨论“说谎”的书。把“说谎”当作解读《吴越春秋》的一条主线,将其理解成吴越争霸中的关键因素,所有话题的讨论都以“说谎”为中心展开。对于“谎言”的种类、性质和表现有着细致入微的分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展开,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框架。

☆作者受过良好的西学训练,对于国际学界的前沿理论非常熟悉,同时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功底,在古今中西的交汇视野中阐释《吴越春秋》中“谎言”的内涵及表现。行文流畅,分析富有条理,引人入胜。

☆对于熟悉的历史人物,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比如认为伍子胥之所以被夫差“抛弃”,是因为功成之后变得不再“说谎”;历史上传颂不已的季札,或许是一个“恶”的纵容者。本书并不是简单的翻案,而是基于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历史情境还原,给出坚实有力的判断。

☆关注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比如讲刺客要离的悲剧命运,令人动容。讲无名渔夫和女子对于伍子胥的帮助,折射出当时底层人物的善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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