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革命、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与这场巨变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城市中。被铁路、电报、共有的城市心态捆绑在一起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形成了一个竞技场，市民们对当时的一些大问题争论不休——寻求社会和谐与国内和平、保卫人民和国家主权、追寻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卷入了这些冲突，因为他们知道，军阀的来来往往、抗议者的游行、知识界的言论、工厂的开闭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史谦德检视了1920年代的北京居民如何应对由流动的士兵和政客，以及思想、资本、技术的剧烈运动所造成的变化，剖析了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通过考察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僧人等群体的政治经历，史谦德揭示出时代的力量是如何被普通人深刻感受的。这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群像，强调了经过群众运动、集体政治以及混合了戏剧、示威活动、报纸和茶馆社交的城市文化训练后的普通市民日益成长的政治成熟度。令人惊讶的是，在吸收新的生活、工作和政治参与方式的过程中，旧社会中的很多东西都被保留了。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似乎又都没变。经过动荡的年代，北京在地方和大众政治的基础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将行会和士绅精英的传统世界与社团主义和干部的现代世界连在了一起。

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做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民谣、尚武精神等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本书利用大量徽州文书，深入探讨了以徽州为代表的明代乡村纠纷及秩序的形成过程和变迁实态，解析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宗族结合的展开及徽州特有的佃仆制等问题，复原了当时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秩序形成状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力作。日本权威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东洋学报》《社会经济史研究》均有书评，在我国明清史学界也有广泛影响。

1127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和3000余近支宗室。徽宗之子赵构在杭州重建宋朝，他死后帝位回到了匡胤子孙手里。流落到南方的宗室继续得到政府的特权和照顾，但获得了应举、做官的自由，逐渐融入士大夫阶层，个中佼佼甚至官至宰相。1279年，宋朝灭亡，赵氏三兄弟后裔作为宗室的历史宣告结束，作为宗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宋朝宗室充满传奇与变幻的历史长卷，其中有娓娓的史实叙述，也有深刻的制度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