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体制。
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本书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 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新途径。
本书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附录收入作者后续研究的数篇力作,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学术风貌。
本書從政治體視角出發,嘗試為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係維繫的人群集團。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群納入統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於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以下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秩序,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優勢,但隨著兩者的政治體演進,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
福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深刻与多面的思想对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凝聚了世界著名福柯研究专家,针对福柯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与思考,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于福柯研究具有很深入的引导作用。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
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可谓一次苦旅。他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情是苦涩的,爱到深处,男儿柔肠,丈夫落泪;处境是艰难的,天寒地冻,语言不通,囊中羞涩。然而,一个热爱着怒放于冰天雪地里的圣诞玫瑰的人,内心必定生动而丰盈,情致满满。随着一双敏锐的眼和一颗敏感的心,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走街 串巷,在剧场与影院逗留,在教堂与博物馆驻足,在闹市与乡野徜徉,在店铺与货摊流连。尽管本雅明此次行程短暂,交往有限,但他对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民众生活等诸方面的观察可谓深刻而敏锐,这段遥远的莫斯科记忆,因为这份苦情、细腻与忧郁,格外值得珍视。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郑霞女士根据德文版译出。
简练有力的海明威,朴素神秘的博尔赫斯,他们文体风格的形成都自有其渊源。要想明白他们的方法,就要去看透作品背后隐藏的线索——哪些作者和作品深刻地影响过他们?而这些作者与书的背后,也有各自的线索。当所有线索逐渐贯通在一起时,阅读的自由才会真正降临。所有的线索都是道路,它们纵横交叉如网,每条道路都通往一个广阔的世界,每一次交叉都有可能会引发对不同方向的选择。
来自赵松的书评集,那些难以言说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以及文字内在的微妙节奏和韵律。
作为英帝国最偏远也最晚开辟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自十九世纪以降迅速沦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资源边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历史是世界史研究中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本书利用环境史的新视角整合了之前零碎保存的史料,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及生态变化的角度探讨澳新历史变化的特点,突破了传统国别史研究中重视政治经济话题,从而容易忽略地缘上较为次要的大洋洲区域史的局限。本书以澳新华人移民的经历与命运为线索,力求展现全球资本主义及西方殖民扩张中人口交流、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以及文化冲突之间的复杂互动。
本书旨在探讨如何从生活的视野认识社会。分为两大部分:前两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进行学术评述,总结了近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取得的进展,对于如何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从多角度加以探索。后三章为第二大部分,论述明清时期的日常生活,其中明代主要使用族规家训,讨论宗族制度对于族人生活的影响,折射出社会发生的变化;清代则利用笔记与刑科题本呈现城市生活、乡村生活。
通过多年来自己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的研习和对这些个案的探索,更为感触良深的是,若能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那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并书写出更接地气、更具情理也更能激活读者内心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历史。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卷(套装上下册)》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思维方式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转换,其思想之深刻、方法之科学、影响之广泛都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150多年来,追随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梅林、考茨基、伯恩施坦、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过深刻论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罗素、杜威、萨特、海德格尔、福科、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在这个论述、探索过程中,许多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争论持久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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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本书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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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体制。